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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历史是一部不断扩张的历史。每当国内的利益集团发生冲突，对外扩张就是美国缓和国内矛盾的利器。相反，一旦扩张的势头中止或者其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美国国内就会出现重大的危机。

　　第一个是从1776年到1860年的陆地扩张阶段，美国花了84年时间，从最初的北美13州逐步向西、向南扩张，领土面积增长了十几倍。

　　当美国的领土到达了西海岸，无法继续拓展，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南方的种植园经济立刻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于是美国第一次内战爆发了。

　　第二个阶段是从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到1929年的大萧条，此阶段的主题是美国国内的资本主义秩序从北部扩张到南部，以及借助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美国整体迈入工业社会。

　　期间，美国试图通过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势力范围扩张到美洲以外，但是成果并不明显。当外部扩张受阻，和科技水平提升带来的增长动能耗尽，美国迎来了10年的经济大萧条，最终通过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彻底解决，为其在全球扩张势力扫清了障碍。

　　第三个阶段是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现在，美国一边扫清了苏联的阻碍，一边通过金融殖民，成功将美元资本的力量扩张到了全球。

　　到了今天，一方面，美元资本在全球寻求最佳资源配置以及二战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耗尽；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在如何分配通过全球化获得的利益上又出现了重大冲突，导致美国再一次陷入危机。

　　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6年特朗普的上台分别从经济和政治上，正式宣告了美国的“第三次危机纪元”已经到来。

　　这一次，美国会以何种方式解决危机，对全世界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带着这样的疑问，让我们第一步考察美国在1860年代是如何走向内战的，以及对于理解现在的美国有何启示。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奴隶制问题是导致美国内战的关键。我们一般说到了1860年代，美国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南方的奴隶庄园经济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问题是，为何此时它们的矛盾会变得“不可调和”，以及在这之前是什么因素在“调和”它们。让我们看一看，1860年代之前，美国主要发生了什么变化。

　　翻开历史书，我们得知，美国最显著的变化是领土面积大幅度提升了，通过西进运动和美墨战争等一系列动作吞并了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俄勒冈等地，将美国的版图扩张到了跟今天差不多的样子。

　　不过，历史学家对于领土扩张与美国内战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经典的观点认为，新的领土激化了北方和南方关于奴隶制的矛盾。新的州应不应该采取奴隶制的问题，迅速把美国推向了风口浪尖，最后导致了内战。

　　这种说法认为，如果当时没再次出现新的地区性争议，美国南北间的焦灼的事态仍然会保持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南北间的分歧也许会跟着时间的流逝而和平解决，美国也许会避免后来的内战。

　　的确，南北双方的主要争议大多数是围绕西部的新领土展开。但是，新的领土仅仅是转移了矛盾，并不是矛盾的来源。

　　并且，当西部还有大片领土还没有消化时，南北双方虽然争论异常激烈，但是矛盾始终处于“可以调和”的程度，因为人们正忙于探索西部的财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四年间，加利福尼亚的人口从1848年的1.4万增加到22万人。

　　而到了1860年代，当南北双方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时，正好是没有新领土能够继续开拓的时候，这并非是一种巧合。

　　同样，在1820年代，当西部仍然有大片未开发领土时，南北双方通过临时解决方案《密苏里妥协》缓解了冲突，同意“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到了1850年代，美国国会连续通过了两个妥协案，仍然没能阻止南北矛盾的激化，区别就在于这时已无新领土了，双方变成了“存量争夺”。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西部新出现的领土延缓了南北双方关于奴隶制的矛盾爆发的时间，并且将双方斗争的焦点转移到了新领土。

　　实际上，假如没有新领土的缓冲，美国南北间的分歧只会更早激化，绝不可能和平解决。

　　正如在十五、十六世纪，英国的毛纺织业盛行，对羊毛的需求非常大，因而发生了“圈地运动”，造成了“羊吃人”的惨剧。而英国的对外殖民活动恰好发生在圈地运动之后。这也绝非巧合，正是那些失地农民为早期艰难的殖民活动提供了充沛的人力。

　　十六世纪的航海技术和地理大发现，正好为西方国家用扩张的形式来解决内部矛盾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这是早期资本主义能够在欧洲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每当内部发生冲突，就对外扩张一轮，缓解内部矛盾，这种太过廉价的解决方案如果说有什么坏处的话，那就是美国内部自我管理的能力没机会得到锻炼。

　　在这种扩张十分容易的环境下，美国的利益集团养成了极其强势，不懂得自我约束的行事风格，抓住每一次机会不顾一切代价地攫取利益，甚至明知这种行为可能会引起整体的崩溃。

　　然而，一旦扩张不利，内部的利益集团非常容易就开始受不了，轻易地就掀桌子，甚至自我增压，走向加速主义。这一特点在内战爆发前夕体现的淋漓尽致。

　　南北双方的力量达到了微妙的平衡，但这也使得新的州加入美国的问题变得异常敏感。

　　由于自由州的总人口高于蓄奴州，来自北方的议员数量在众议院占据了优势。如果有新的州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那么南方阵营在参议院也将成为少数派。

　　南方和北方的敌对情绪因此上升到了危险的地步。南方许多以往态度比较温和的领导人也开始讨论脱离联邦的可能性。

　　不过，也有一部分议员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方案，试图使南北双方达成妥协。其中一名叫做约翰·卡尔霍恩的议员建议修改宪法，施行双总统制:一位来自北方，一位来自南方，二人将享有相同的否决权。

　　最终，参议院领导人之一道格拉斯通过细致地拆分南北双方的诉求，以及一系列幕后交易，将政府债券的销售和铁路建设等条款加入到讨论中来换取议员们的支持，通过了一个妥协方案，被称为1850年妥协。

　　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在签署该法案时将它称为是对地区问题公正的，“最终的”解决。国会议员们也欢呼雀跃，称赞这是一场伟大的政治胜利。

　　但是，这种通过幕后利益交换促成的妥协也带来了一个问题：矛盾本身不但没有正真获得解决，相反所有人都能够最终靠要挟联邦获取利益，这相当于鼓励地方通过夸大和激化矛盾来得到更多好处。

　　于是，当幕后交易的利益被各方吸收过后，妥协案立刻成为了一张废纸，南北双方很快又迎来了分裂。

　　当时，有很多奴隶通过逃往北方获得自由身份。1850年妥协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禁止奴隶逃跑，且北方在这方面有合作的义务。

　　但是，在实践中，北方反对《逃奴法》的情绪愈发高涨。当南方奴隶主来到北方州追捕逃亡奴隶时，许多北方人都聚众予以阻止。

　　因此，南方白人变得更愤怒和警觉。他们发现，由于北方的蔑视与违抗，1850年妥协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曾经推动了1850年妥协案的参议员道格拉斯，这一次希望将跨大陆铁路修到自己的家乡伊利诺伊州。

　　于是，他又采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通过幕后交易来获得南北双方议员的同意，最终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这个法案在北方造成了强烈的震动。人们纷纷谴责代表北方的辉格党过于软弱和腐败，没能阻止法案的通过。

　　于是，那些反对道格拉斯提案的议员纷纷团结起来，催生出了一个对奴隶制问题更加强硬的新政党——共和党。其中一名议员叫做亚伯拉罕·林肯。

　　从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算起，美国主要的领土扩张行为结束后短短6年，美国政坛就因为分赃不均，完成了极化和分裂。此后，国会再也没通过任何有价值的妥协案。南北双方的裂痕越来越大。

　　1860年，林肯的当选为南方敲响了最后的警钟。随后的几周内，联邦的分裂也开始了。这次分裂直接引发了美国南北间持久而残酷的战争。

　　时隔160年，美国再次陷入了由于从全球化获利分赃不均带来的冲突。这一次，美国内部再次表现出了类似的特征。

　　大英帝国在崛起的全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法国、德国、俄国等欧陆列强的威胁。英国对外政治的一大主题便是想尽办法，如履薄冰地维持着列强之间的平衡。这也造就了英国长袖善舞，擅长操弄政治议题，精通妥协之道等特点。

　　美国则相反。纵观美国历史上解决危机的方式，其内部的利益集团缺少达成妥协的传统，一向是以物理消灭对方的激烈斗争或者再次成功进行对外扩张来缓解内部压力。

　　这是由于美国建国初期拥有绝佳的地理位置，非常有利于扩张。每当内部出现矛盾，向外扩张就充当了美国的“泄压阀”。当1860年代，美国对外扩张的空间耗尽，泄压阀消失，南北双方的矛盾立刻变得不可调和，演变成了内战。

　　到了1930年代，美国又幸运地碰上了两次世界大战，借机走出了美洲，成功向全球扩张。

　　二战结束以后，伴随着工业生产链条依次向日韩、东南亚、中国等地迁移，每一轮扩张都带来了全球整体生产效率的提升，也给美元资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但是，经济全球化也给美国内部带来了冲突：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工人失去了经济价值，社会阶层跌落，但是仍然拥有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利，长此下去必然会颠覆美国原有的政治版图。

　　实际上，美国两党的建制派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做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那是通过“掺沙子”的方法，用大量移民不断稀释这群人的投票权。

　　但是，这时美国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这群人的投票权被稀释到无关紧要之前，特朗普发现了他们的价值，对建制派发起了挑战；二是，美国的全球扩张事业逐渐达到了极限，遭遇了瓶颈。

　　对比1860年代的美国，如今特朗普主义成功改造了共和党，其意义相当于内战前夕辉格党消失，林肯所领导的共和党的崛起。除非背后的利益集团愿意做出重大让步，民主、共和两党达成妥协的政党根基已经不复存在。

　　为了缓和国内的冲突，美国要求改变由它自己制定的全球化秩序规则，试图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份额，这便是“美国优先”以及“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共同本质。

　　如果说大英帝国霸权的崩溃是由于承受不住欧陆强国的轮番挑战，那么，美国的霸权事业则完全相反，其自诞生以来长期处在强势扩张之中，丝毫不理会其他几个国家的任何正当要求。

　　实际上，如今美国认定的所有“对手”原本都没有要主动挑战美国的想法。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一心融入西方，伊朗屡次请求与美国和解而不得。

　　我们更是仅仅要求一个国家统一，主权完整，也遭到百般阻挠。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连这样基本的要求都没办法得到尊重，这在国际关系史上简直闻所未闻。

　　作为对比，能想象一下，大英帝国如果当年以这样标准同时对待法国、德国和俄国，会落得什么下场。

　　时至今日，尽管美国的相对实力会降低，但是美国所主导的秩序仍然凭借内部的决策惯性在强势扩张，以至于落到了可能要被迫同时打三场战争的境地。

　　这种觉得自身“天命所归”，可以无视任何物理规律的大无畏精神，只能说是因为美国此前发展的实在是太过顺利了。

　　而这种由于历史积淀原因所欠下的课是很难补上的。利益集团的重度挟持，国内激进的政治氛围，民众对一个强势总统的要求，都不允许美国总统在任何一个地区做出妥协。

　　可以说，美国在历史上只学会了通过战争和扩张来处理问题，未来便仍然只会通过战争和扩张来处理问题，区别仅仅是战争发生在何时，发生在哪里。